六七看书

附录 2012年的一次演讲（第1页）

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联系到段义孚先生，询问先生在本书出版过这么多年之后，是否对“我是谁”这个话题有了新的理解，若有的话，可否补充些内容以飨中文版的读者。段先生答复说，他对这个话题的新理解，集中体现在了这份演讲稿中，并将稿件发来。译者把它放在本书附录里，这是这份讲稿首次公开出版。

我虽然也看报纸，但对政治却没多少兴趣。到了21世纪，美国的身份政治吸引了我，然后是国际上的霸权政治吸引了我。我原本一生都致力于成为一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但令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就像下面这场演讲体现出来的那样，我在垂垂老矣的时候却成了一名政治地理学家。演讲是在2012年夏威夷大学举行的。听众里的夏威夷人和非裔美国人感到很不安。他们并不赞同我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点，因为这同地方之根和地方主义的观念相左，而后面这些观念又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政治风格。

文化多样性、现代性与个体

借着这次演讲，我想提出一些观念，尽管现在听起来这些观念完全不切实际，但可能会打破当前这种对文化的僵化理解，给我们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文化的多样性、现代性和个体性。这种新思考方式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这样，一个人在大地上短暂逗留的这段时间里，才有机会向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学习，而不囿于他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这种观点听起来夸夸其谈、不切实际而且口气很大，似乎想要实现这种道德与实践上的意义，只有在某种宗教信仰的支撑下才可以，但是时间有限，宗教信仰的事我就不提了。

这是一个小世界

让我以一则有趣的经历开始。1995年，为了了解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创作对当代建筑有什么影响，我同一群美国主义者和建筑师一起参观了迪士尼乐园。在大大小小的景点里，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名叫“这是一个小世界”的地方。最初，它是为纽约世博会设计的，很受欢迎。世博会闭幕后，它搬到了迪士尼乐园里。直到今天，人们还很喜爱它。我们一行来到了“这是一个小世界”的入口，踏上一艘船，进入一处黑暗的洞穴。在那里面，我们见到了来自一百个国家的三百个动画娃娃的歌唱表演。他们都身着别致的服装，为观众带来了朗朗上口的歌曲。起初，动画娃娃的服装色泽艳丽，但随着我们一行深入洞穴，他们的服装渐渐失去了颜色，直到旅程结束时，服装都变成了白色。随后，我们队里的那位美国主义者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段旅程显然是以前的人设计的，那时候的社会强调人类的共性，而不是差异性。服装的色泽艳丽，突出了差异性，但在旅程结束时，颜色逐渐消失，突出了理想的共性。”她接着说：“虽然世界很小，但如果把这趟旅程颠倒过来，以白色服装的娃娃开始，而以彩色服装的娃娃结束的话，那么，这就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致了。”以共性开始，以多样性结束，才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和趋势。

我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见证这种逆转。令人心惊胆寒的二战结束以后，人们渴望和平，为了保证和平的延续，人们便强调彼此没有什么不同，虽然都是潜在对手，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人类大家庭里的成员。但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人们不再支持这种观点了，因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同一个世界”的心态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天真无邪，它反而有着霸权主义的倾向，而且，不光是帝国主义，就连现代化本身都有一种夷平效应，会使得地方和文化变得越来越趋同。很显然，人们的情绪已经摆向了另一端。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差异性而非共性，强调社区而非个人，强调稳定而非进步。

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

文化多样性与进步性之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两个东西为什么很少肩并肩地同时出现。当有人夸赞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像自由主义者常做的那样，就会对进步性持怀疑态度，认为进步性关联着文化帝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相反，推崇进步性和现代化的人士则会对文化多样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后者是在怀念过去，更糟糕的是，把人刻意划分成彼此不相容的群体，而这些群体本来完全没有那么大的不相容性。

我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才对。我其实属于进步和现代化的阵营，这意味着我会支持个人的福祉，即便这意味着要牺牲集体，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去牺牲个体。我之所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尤其重要。我先来说一说最简单的原因。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我认为，现代化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出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文化多样性。诚然，你到任何一个人口密集区去看城市景观时，都会见到购物中心和摩天大楼，由此，我们便看到了一致性。但是，当我们参观某座繁华都市的核心区时，或者即使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里的核心区，也会遇见强烈的多样性。以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为例。当漫步于市中心，我会一头闯入眼花缭乱的文化里，星巴克、寿司吧、爱尔兰酒吧、当代艺术博物馆、圣公会教堂、宣传宝莱坞罗曼史的电影院、出售印度教用品的商店，以及做瑜伽、佛教冥想、空手道和针灸的场所。麦迪逊是州议会大厦和大学的所在地，可能会呈现出文化的大杂烩，但这种丰富性远非麦迪逊所独有，任何一座拥有国际化愿景的大都市，包括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小型大学城里，都能拥有这样的丰富性。

请注意，我所讲的文化多样性并不是一群彼此孤立的个体的集合，仿佛特定类型的建筑与景观都只是每个国家的本土天才创造出来的。相反，它是商品、品味和思想加速交流的结果，而新的通信与物流技术使得这种交流成为可能。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多样性是因孤立而产生出来的，纹理显得粗大。人们可以乘坐火车或轮船从一个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旅行来了解不同的文化。但是，以技术为基础，通过高速的文化交流与贸易而产生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其纹理是细密的，人们一边走路一边就能体验。而正是这种体验的便捷性才支持了我的观点，也就是，如今人们更有可能去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它作为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比几十年前更容易被人们所认识。

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进步与现代化才使得细密的文化多样性成为可能。让我换个角度来讲，从文化多样性转向文化本身来看。文化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但当人们把文化当成自己的身份认同、自信与骄傲的来源时，就会向文化本身变本加厉地索取更多。首先，人们会相信自己的文化完全是由本民族创造出来的，这一信念是错误的，因为各自的文化总是会受到其他民族思想产物的影响。而至于如何去探究自己的过去，寻找真实的细节，以此去重建一种文化，则存在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于，除非开展的是一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探寻，否则，建构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只是一种迷思而已，而非真实的历史。

但迷思又有什么问题呢？所谓迷思，是指渲染了想象甚至幻想色彩的历史。我认为，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用想象力去创造迷思或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在政治压力下运用想象力去建构一种文化的产品，比如某个节日，就另当别论了。就这一点，我有必要讲述一个具体的例子。

宽扎节与教育

我想讲的例子是宽扎节，这是1966年为非裔美国人赋权而设立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节日里的事件究竟来自非洲真实的信仰与实践，通过大量的研究才为人们所知晓，还是仅仅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政治需求而临时构建出来的？当然是后者了。尽管如此，宽扎节还是流行了起来。想参与进来的人不计其数，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都喜欢把自己归入某个亲缘关系里，借着说话、穿衣、饮食和舞蹈来自豪地呈现自己的血统。但宽扎节是否真正提升了人们的自信，是否真正超越了节庆的场合，让人们的情绪和志向得到了升华呢？我表示怀疑。自信可以变成自欺，除非自信建立在真实的东西上面，其内涵不仅被自己认可，也要受到其他民族的认可才行。那么，对于曾经的非裔美国人而言，宽扎节又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讲述一个应该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假如内战结束以后，黑人领袖选择采用教育这一手段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再假如他们选择这一途径的原因，是因为发现这一做法曾经很能鼓舞人心，也就是说，尽管过去的种植园主残暴地压制人们读书写字的愿望，但当时，人们依然勇敢地在学习读写。可想而知，如果黑人领袖当初将那一点点资源用于教育，那么通往经济与政治的成功道路就没有那么畅通了，其结果便是今天的国会里几乎没有黑人代表，也没有黑人社群，商界里也没有黑人大亨。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黑人的教育从一百五十年前就开始重视，那么今天，最优秀的大学生、学者与科学家群体里，黑人的比重会不会远超其人口比重？也就是说，通过占领知识高地的方式，而非占领其他高地，会不会让非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里取得比今天更高的社会声望？

作为精英财富的民族文化

以史为鉴可以洞悉未来，让我们变得更明智一些。现在，让我转过来看一条已经走过的道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并以下面一种方式来提问：有没有在一段时期内，一群人会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今却落于边缘地位？答案是肯定的。仅在一个世纪前，都还存在着这类孤立的小群体。他们都相信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直到与西方打了交道后，这样的信念才逐渐瓦解了。

想想哈德逊湾南安普敦岛的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以及猎人和渔民。他们曾认为自己的岛屿位于世界的地理中心；甚至觉得自己的岛屿还是世界人口与文化的中心。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的民族中心主义并非无知的幻想，而是以经验与推理为依据的。他们越是远离自己的定居地，遇到的人就越少，而且来到他们定居地的外来者也只是极少数，并总是会向他们请教知识和智慧。

想象一下，当二战期间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突然遇见一大群美国士兵来到自己的岛屿建造一个简易机场时，他们会何等惊讶。那些士兵会表现出真正的实力，而不需要当地人的帮助。一夜之间，埃维里克族因纽特人忽然沦为自己主场上的板凳球员。不久以后，他们便认识到自己其实只是世界上众多人群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强大的外来人而言，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民族而已，是其他人猎奇的对象。所以，一个民族的确可以继续自豪于自己的传统习俗，但却丧失了自豪感里至关重要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信念。